|
——世纪末大众文化审美心态分析 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廊桥遗梦》(直译为《麦迪逊县的桥》)1992年问世后便美国引进轰动持续高居美国各大报刊畅销书榜榜首,发近千万册,并且很快风靡世界,出版多种文字译本,好莱坞还在1995年将其搬上银幕,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这部引进如此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其实,内容并不复杂,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描写了两个中年人在一个夏季中仅仅4天的刻骨铭心的“婚外恋”。但由于麦迪逊县的“廊桥”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书中主人翁罗伯特·金凯不仅与作者同名,且都是摄影师,作品本身采用的又是一种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开始的方式,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它就是发生在当今美国的一个现实故事。与当代美学其他著名畅销书作家,如西德尼·希尔顿、约翰·格里森姆、罗宾·科克等人(上述作家的作品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译林出版社几乎每年都出版他们近年的新作品)那些描写现代城市中恐怖、暗杀、黑社会、法律事件、可怕的医疗事故背后的黑幕或紧张刺激的商战等极具现代特色的小说不同的是,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沃勒的这部处女作所描述的则是一段近乎田园牧歌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其男女主人翁所过的那种平淡甚至乏味的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与闲散自如的乡间生活、男主角金凯骨子中的那种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原始野性,都是让看惯了反映现代生活作品的读者耳目一新的。因而,虽然作品相对来说很短(中译本只有8万字),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唤醒了人们心中对平静、闲适的生活情调的渴望,从而成为反映“后现代”情绪的代表作品,而它的受欢迎程度也说明了,这种情绪在各种危害人类生存的公害日益严重的90年代,已经成为一种人类普遍性的“情结”。 《廊桥遗梦》的具体内容讲述的是,身居大城市贝灵汉的自由摄影师罗伯特·金凯与依阿华州麦迪逊县的农妇弗朗西丝卡·约翰逊之间的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1965年,当时金凯虽然已52岁,却仍然年富力强,他的工作是漫游全国为一些杂志拍摄照片。由于他长年在外流浪,过着类似吉卜赛人的生活,妻子已于9年前离开了他,加上他父母双亡又是独子的背景,他给人的印象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孤独的流浪者,不仅他在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是平淡冷漠的,而且他的精神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也越来越找不到安家之所。然而,他却在前往麦迪逊县拍摄“廊桥”的旅行中,与弗朗西丝卡相遇,两颗同样的心碰撞了,用书中金凯给弗朗西丝卡信中的话说就是:“我向你走去,你向我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虽然在我们相会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在我们浑然不觉之中有一种无意识的注定的缘分在轻快地吟唱,保证我们一定会走到一起。就象两只孤雁在神力召唤下飞越一片又一片广袤的草原,多少年来,整个一生的时间,我们一直都在朝对方走去。”弗朗西丝卡是一位曾有过青春梦想并具有大学学历的意大利裔的农妇,二战后跟随丈夫到了美国的这个偏远乡村,虽然这里民风纯朴,但是文化落后而且轻视艺术,对于她这样一个有着诗的梦想的人来说,多年的文化沙漠般的生活让她感到“受损害,感到孤独”;此外,他与丈夫的关系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肉体上都已经丝毫没有浪漫情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妻到不如说是“生意合伙人”。因而在她遇见了金凯这位与众不同、不仅能在精神上与她沟通而且在肉体上也让她重新感到吸引的文化人时,长久压抑的激情终于暴发出来。于是在这个浪漫的夏季中他们彼此相爱了,然而弗朗西丝卡是有夫之妇,随着丈夫和儿女的归来,她必须作出选择,她选择了家庭和道德,舍弃了爱情与梦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金凯人虽然走了,却永远地留在了她的心里,她们的爱情虽然仅的4天,然而在以后漫长的近30年中,无论对于金凯还是弗朗西丝卡,这4天就是他们的一辈子。这段凄婉感伤的“不了缘”,尽管是对于传统爱情与家庭伦理的践踏,却得到了众多普通民的认同,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对于喜新厌旧的热衷,而在于更深的文化心理,这就是人们内心日益增加的对于现代紧张生活的厌倦。而在金凯身上,人们看到了他们自己影子与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正如弗朗西丝卡在写给她的儿女的信中所说:“他能集极度激烈与温和善良于一身。他身上有一种模糊的悲剧意识。他觉得他在一个充满电脑、机器人和普遍组织化的世界上是不合时宜的。他把自己看作是最后的牛仔,称自己为‘老古董’。” 金凯的这种对现代社会的反感与悲剧意识,正是折磨现代人的种种痛苦的根源,人们期望能够从中超脱出来,而金凯就是他们的榜样。当人们从《廊桥遗梦》中读到这点启示时,作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沃勒在此书的开篇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明了他之所以写这部书,就是为了将人际关系的界限加以拓展,他知道在现代社会各种弊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断冷漠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一目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一个日益麻木不仁的世界上,我们的知觉都已生了硬痂,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之中。伟大的激情和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往往倾向于对前者的可能性嗤之以鼻,给真挚的深情贴上故作多情的标签,这就使我们难以进入那种柔美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是理解弗朗西丝目光·约翰逊和罗伯特·金凯的故事所必须的。”所以改善麻木不仁的人际关系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要让现代社会冰冻了我们的热血、僵化了我们的心,这种对于真情与爱心的呼唤是《廊桥遗梦》真正的写作动机。 无独有偶,继沃勒的《廊桥遗梦》风靡中国后,又一部近两年在西方十分畅销的小说、英国中年作家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的力作《马语者》在中国翻译出版,并且开始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由于介绍者将这部小说与《廊桥遗梦》并提时,重视的往往只是它们表面上的某些类似,如其畅销程度、好莱坞片商对其的兴趣,以及似乎都是对一段美妙的婚外恋情的细腻描写,以至于一些人感到耽心,出版、舆论界不断引进介绍这样有伤风化的、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的作品,会不会引进中国人的道德堕落?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两部小说的确的其相似之处,但不仅仅在于上述外在因素,而在于它们的神似,即通过一段感情的描写,反映了20世纪末现代都市人所响往的另一种失落已久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如果说《廊桥遗梦》这方面的表现还比较单薄的话,《马语者》则不同,它把男女主人公(安妮和汤姆)的这样一段微妙的情感放到更大的时空背景之下,甚至可以说它并非该书的主题,只是一段在如何使一匹丧失了本性的马和它的主人、同样在那场灾难中陷入无以自拨的痛苦之中的小女孩获得新生的故事中的一段浪漫插曲。实际上,人们读到的并非仅仅是对喜新厌旧的婚外恋的津津乐道,它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英国走红了美国、德国、法国、荷兰、挪威、瑞典、芬兰等西方国家,也并非仅仅因为它的婚外恋情的新奇刺激,实际上西方各种描写两性之间恋情的更为大胆刺激的小说就象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演出一样彼彼皆是,毫不新鲜,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因而,寻求《马语者》不同凡响的原因,必须深入到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小说名为《马语者》(The Horse Whisperer),直译为“与马窃窃私语的人”,似乎带有点神秘性。其实,以驯马为生的农场主(或如流行语所称的现代西部牛仔)汤姆·布克并不能说马语,但是他却能够作凭着一颗优游、平静、宽容的心去理解马的各种感受,当然,这首先是建立在他对人,对他的母亲、兄弟、弟媳、侄子等亲人还有女主人公安妮及她受伤的女儿克蕾斯的深切的关怀与理解之上的。这种胸怀正是现代人所梦寐以求的(金凯也具有这种个性),而他那种在沉默的理解加上真切同情基础上的付出,正是异性男女之间迸发情感火花的契机。因而,小说给人的感觉是,并非作者刻意要让他们之间产生非道德的婚外恋,而是自然流淌出的感情的最终的水到渠成。相反,作者也许正是出于道德的原因最后安排了汤姆的殉难。换个角度,从安妮的一面来看,她正是无数生活在紧张、压抑、单调、机械、残酷的现代竞争生活中的一个典型,那些购买该书版权的出版商、电影制片人及亿万读者,也许从她的经历中体会和回味到了自己的苦衷。安妮自幼失去疼爱她的父亲,母亲的不负责任、外婆的冷漠无情所造成的痛苦生活,使她养成了坚强独立的个性和一定要成功的信念,这些既成为她日后作为一个独揽大权的杂志主编的动力,也成为她生活中一系列无言折磨的原因。她成功了,但也付出了代价,丈夫与她的隔膜、女儿同她的疏远、同事对她的敬而远之,使她缺少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她每天面对的是老板的压力、同业的竞争、杂志社内部的矛盾;她与他人的关系是为了坚持己见而顶撞上司、与同事争吵、抄别人的鱿鱼、和找她麻烦的人打官司,待等为了女儿和马到了蒙大拿后包围她的干脆只剩下几台电话、一部传真机和那个万能的电脑了。这就不难解释在众多压力和遭受女儿车祸截肢双重打击的她,在遇到汤姆的关心后所产生的感情波折,因为汤姆所给予她的正是她的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小说所要说明的是,找回这种当今典型的现代人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并不是不可能的。 安妮和汤姆同是生活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人,然而所过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安妮是纽约、美国甚至世界这部一日千里、昼夜运转的大机器上的一个有份量的部件,她被迫、无奈地跟着机器运转,丝毫不敢有任何松懈;汤姆则不同,他是游离于这部机器之外的。他们两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安妮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甚至情感,她的一切都要服从于她的事业;汤姆却可以自在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一切,干他想干的事。从安妮对汤姆所说的两句话中,可以深刻地感到她对汤姆的生活态度及他所选择的生活羡慕和渴望。一是当她参与了农场的生活,尤其是看到汤姆使那些紧张、惊恐的马匹重新平静驯服时所说的“你所做的是真实的”,的确在她过了一段放松的生活之后,她那在心中压抑已久的人的本性中渴望自由的一面抬头了,所以她会在远在千里之外纽约同事向她汇报的电话会议上,因为汤姆牵着马悠闲而来的动人景象而走神,她也会觉得与农场实实在在的纯朴生活相比,她以前那种为一期杂志的封面究竟用哪一种粉红色而几个小时无休止的既耗精力又浪费时间的争论是非常不真实、甚至毫无意义的。另一句则是她对汤姆承认,她总是“有事没事地胡思乱想,无法停止”,这无疑是她对现代紧张生活和生存竞争带给她的心理压力、思虑过度、琐事缠身的苦恼的自白。对于这一点的证明是关于她失眠和流产的描写。她曾为痛苦不堪的失眠而求治于心理医生,经过几番探讨后终于找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原因,即她10岁时因父亲去逝被半夜叫起来,但这并无法解释在她还未被称为“卓越和激进”之前那20年“每晚都睡得象头猪一样”的事实。其实,安妮心中未必不明白其真正的原因,尤其是她在经过了来到农场后没有失眠,只是在她离开了农场和汤姆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后失眠才再次出现的反复过程后,失眠的原因已是秃头上的虱子了,很明显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现代生活的马不停蹄的快节奏和周而复始的连轴转,使她得不到些许的放松和解脱,头脑中所拥塞的是杂乱无章、千头万绪的事物,人异化了,对于人生真正美好的画面和意义感到陌生,对本来属于人的那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却反而感到是一种享受和奢侈;对于流产的描写也如此,安妮之所以一直对家庭怀有愧疚心理,是因为在她的事业一步步接近顶峰时,却一次次失去自己的胎儿,她在农场的轻松生活和她的辞职,使她奇迹般地保住并生下了另一个孩子,这一描写中所隐含着的正是紧张的现代生活给人的伤害和人为它所付出的代价,只有符合人性的“后现代”生活才可以弥补。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现代人的可怜与悲哀,在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越来越丢失了自我的精神慰藉,在他们过着所谓十分理性的生活时,却把自己的感性需要逐渐泯灭了。 可见,《马语者》一举成名的最大成功就在于,它触动了无数个现实中的安妮那根久已失声的寻求情感寄托、平静生活心弦。因而,人们把它看成反映当代人“后现代”情怀的又一部力作是合情合理的。小说作为审美文化的物化产品之一,它的成功与否,除了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外,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读者的文化审美心态,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廊桥遗梦》与《马语者》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不仅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广受好评,在中国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世纪末的中国大众审美心态的一种趋向。这就是普遍存在于当今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对轻松、娱乐、流行式的审美文化产品的衷爱。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知识水平、文化修养较低的普通民众之中,一些属于高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诸如知识分子、艺术家、白领阶层)也乐此不疲,则说明消闲娱乐、满足情感需求已经代替理性思考、满足心灵升华而成为当今人们对文学艺术品的主要期待和选择。一些人可能会说,过去我们对文艺作品的“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社会作用与价值强调的太多,以至于使文学艺术自律性的一面遭到压抑,或者说文艺作品给人以娱乐和审美享受的一面相对来说受到轻视。但这并不能成为解释当今文艺作品正日益走向浮浅与商品化、大众审美趣味日益趋向感官性、平面性、快餐性以及象莫言、梁晓声这样以往的严肃作家写出《丰乳肥臀》、《恐惧》这类不伦不类、貌似严肃、实则庸俗的作品、而一些大众传媒却出于商业目的对其进行抄卖的理由。因而,解释消闲娱乐性作品成为广受大众青睐并使作家蜂拥而上现象,还需要到社会文化背景中去寻找更深刻的原因。尽管中国目前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但经济的相对落后与物质生活的相对低劣,并不说明人们的精神上的追求、渴望、焦虑、失落乃至冷漠比发达国家的人要少。与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商业竞争同步而来的其他各方面的陈规旧框的打破,既有令人兴奋的一面,也有让一般人难以适应、还不能立刻接受甚至忧心冲冲的一面。有胜利就有失利,有成功就有失败,一些企业的繁荣昌胜是以另一些企业的倒闭破产为代价的,某个人的杰出成就则可能是以其他人的下岗失业为结果的,有腰缠万贯的巨富也会有入不敷出的贫民,因而,竞争并不仅仅意味着胜利成功。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竞争机制的引入,在其辉煌的背后,也必然存在着痛苦和失落,这是所有社会经济发展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此外,商品经济时代生产的迅猛发展,也要求人们不能再象“大锅饭”时代那样懒散和不负责任。今天,中国人工作生活节奏的快速度和责任心、心理负担的沉重,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激烈竞争下日情感的僵化麻木也愈演愈烈。这些正是娱乐休闲性文艺作品受到欢迎的社会与心理基础。大多数上班族的文化需求是建立在“上了一天班够累的,只想轻松一下”的心理之上,或是寻求一些能够引起强烈感官和心理刺激的东西触动一下机械的心灵的机会的动机之上,警匪、灾难小说和影视作品满足了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这类作品所满足的仅仅是一时的渲泄、短暂高峰体验,回到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仍然要面对政治上的争权、经济上的夺利、工作上的竞争、家庭关系的紧张、邻里之间的摩擦、不治之症的恐惧、意外事故的伤害等等大大小小的烦恼与忧虑,言情作品则恰恰是缓解人们如此这般种种心理压力的一剂良药。换言之,如果说警匪与灾难作品中的英雄美女只是作品中而非现实的英雄美女的话,言情作品中的人物却更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对号入座。弗朗西斯卡可能就在你的身边,说不定哪天金凯就会到来,安妮与汤姆的故事也许正在发生在朋友的身上。总之,这些描写现实中人的故事,在给人安慰与快乐的同时,还给人以幻想与希望。作品中那些浪漫动人的情感故事对于现实中的情感枯竭来说,犹如久旱的春雨,在它的滋润下,麻木的情感得以复苏、紧张的心情得到放松、绷紧的神经得到松驰,而在这种慰籍下,对未来又重新充满了希望,生活也重又变得美好起来。不难看出,这就是今天娱乐性的文艺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也是世纪末大众文化审美心态的主要特征。我想无论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对此感到多么失望和不能容忍,也无论对此给予什么样的批评和指责,改变这种现象都不是一人一事或一朝一夕可为的。必须把它提高到对于新的社会形态下审美文化的建构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只有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角度去考虑新世纪的审美文化建设入手,才有可能使未来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需求不仅仅停留在这种较为浅显的娱乐满足层面上,从而使未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趣味与理想乃至人的心理、人性的发展,都向着更为全面、成熟,也即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社会性、批判性与创造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等的有机统一与多元化组合的方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