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派”，通常指道教内部的各种宗派。有关道教宗派之划分，向有不同的说法，如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神仙家》曾分之为清净、炼养、服食、符箓、经典科教五类，近代易心莹《道教分宗表》又分之为“正宗”十家、“支宗”十三家，而北京白云观藏《诸真宗派总簿》则录有八十余家道派的名称。诸家对道教宗派之所以有不同的说法，是因为划分标准相异，如有以道法学理划分者（如符箓派、丹鼎派），有以经典名称划分者（如上清派、灵宝派），有以活动地区划分者（如龙门派、武当派），有以祖师名号划分者（如三丰派、伍柳派），不一而足。

究诸道派之形成，实质原因乃在于所重经典与道法不同，而活动地区及祖师名号等则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罢了。道教之经典与道法，多籍各教团之领袖声称得不同神灵仙真降授而来，故经、法之不同，不仅显示出教理教义(思想观念)、修道途径(行为方式)的不同，而且也蕴含了所奉神灵的不同。是故，根据所重道经、道法来划分道派，具有较大的合理性。目前学术界关于道教宗派之研究，大致是循此思路而进。

但是，依道经、道法来划分道派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很多道派之名称实是后人所加而非自称(尤其在宋代以前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命名”的很多道派在当时实际上并无类似于佛教所谓“判教”观念，亦即没有自觉的创立“宗派”之意识。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一些所谓的“道派”是否确实成其为“派”？笔者认为，以往的认识是颇需检讨的。

例如，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学术界向有所谓上清派、灵宝派、三皇派之说，即认为当时有分别尊奉三组新出道经的道派存在，而上清派、灵宝派则在后来演变为茅山宗与閤皂宗。但这个说法却存在着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即：“总括三洞”的一代宗师陆修静用力最多，且曾在南朝“大行于世”的灵宝派，居然在随后整个唐代的几百年间销声匿迹，至宋代方才显现于江西阁皂山。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奇怪”现象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近期，方有一些学者提出：经陆修静“总括三洞”后的上清、灵宝、三皇等派，实已被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教派。如此，则灵宝派之在唐代“消失”实属正常。

对这个“统一的教派”，早稻田大学的小林正美教授曾在《六朝道教史研究》书中称之为“三洞派”，后又在《唐代的道教与天师道》中以为它其实就是经过改革的天师道。中山大学王承文教授著《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更对晋唐间道教的“整合”过程有透彻的说明。王承文通过对陆修静本人著述及其他灵宝经的考察而发现：陆修静多自称“三洞弟子”，且东晋以来道书所录灵宝经之传法谱系也多不记具体的灵宝经名，而称“三洞真经”或“上清三洞太真道经”(此处“上清”系指灵宝经所在的“上清玄都玉京七宝紫微宫”)。究其原因，是陆修静及其他信徒皆共同推崇“三洞真经”，并以为灵宝经可以兼摄上清、三皇众经。而这种信仰的神学根据，则是所谓的“天书观”，即以为：无论是灵宝经还是上清经、三皇经，所有经书实皆宗源于作为“气”之表现的“天文”。

遇到挑战的学界传统认识，不仅仅是有关道教主流之“三山符箓”(龙虎宗、閤皂宗、茅山宗)来龙去脉的说法，也有其他关于不同时期道派的说法。如关于唐代道教，有著作曾据所传经、法之不同而以为当时有正一派、三皇派、高玄派、升玄派、灵宝派、上清派等道派存在，其中“高玄派”与“升玄派”属新兴道派。但近来小林正美教授则发现：上述冠于诸“派”之前的名称实不过是天师道内部的各种“位阶”(法位)，而其所传经、法则是不同法位之天师道士所学习的“受法课程”。是故，小林正美认为：唐代道教除天师道外，并无其他道派存在。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钟国发教授也在2004年由四川大学与波士顿大学共同举办的“道教文化与当代世界”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认为：经过“三洞四辅”学说整合后的道教在唐代并不再分派，而可以统称为“三洞四辅派”。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张敬梅则在《理论学刊》2004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唐时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上清派(茅山宗)宗师仍传“正一之法”，且“正一”经法可在三洞经典中“遍陈三乘”，故天师道经法乃是三洞经法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清派(茅山宗)等并不能被视为是独立于天师道系统以外的道派。但张氏同时又以为，完全否认唐代天师道内部有传授特殊经、法的道派之存在也是不合理的。

总之，有关道教宗派之研究，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不仅如此，道教研究的各个方面实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某些学者认为有关道教研究的“大部头”著作已出版了许多，故道教研究已基本结束，尤其是一些“小问题”根本不值得用力去做，实属可笑。

(本文原载香港道教学院主办之《香港道讯》总第61期<2005年>，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