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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六朝寒人经济上迅速崛起后，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要求——通过吏干与军功进入统治阶层，书法便是寒人得以崛起的重要吏才。六朝制度，士族为官，寒人为吏，故寒人书法的实践地点主要有四：官府各省、台、府、寺；州郡县各衙门；王公贵族士大夫身边；皇宫内府。实践内容主要有四：起草、记录、书写官曹文书；抄写官私图书典籍；为士大夫录写著述；代写官私信函。寒人没有家学，其书法主要在郡、县、乡党学校中学习，官府在这些学校专门开设培养吏干的课程，其中书法为重要内容。南朝宋、齐间，在寒人为冲破士庶禁锢大肆纂改户籍、假冒士族的背景下，因官私高价购收名家名迹，书法作伪也蔚然成风。故为牟取经济利益，南朝书画作伪应该多为寒人所为。
关键词：社会寒人书法
六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取得高度成就并有突破性发展的时代，六朝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传世文献和实物资料的原因，我们现在对六朝书法了解最多的是士族文人留下的大量书作、书论以及作场工匠留下的大量石刻，而有关寒人书法，我们却知之甚少。这对于认识六朝书法——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上都不失为一大憾事。本文不畏贻笑，拟结合六朝社会，对六朝寒人书法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1．寒人崛起与书法
六朝是门阀士族掌权的时代，所有未取得士族称号的旧豪族、新地主、富商人都是庶族，是寒人。寒人“凭他们的生产资料、财富甚至暴力，也如世族一样，疯狂地兼并土地、荼毒人民”，是“不事生产的剥削者”。但是，因不属于统治层，故其经济利益不受国家保护。颜之推《颜氏家训》载，义阳州民朱詹“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氈被，抱犬而卧”，家境可谓惨淡，然因其“好学”而“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所以寒人必须通过挤身官府来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维护家族的经济利益。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必须有大量有吏干的人来为他们干各种琐碎辛苦之事，这正好为寒人提供了实现愿望的机会。
寒人挤身官府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这从与颜之推的父亲颜协并称湘东王府“二协”的顾协的经历中可以得到证明：
（顾）协少清介，有节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及为舍人，同官者皆润屋。协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于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
当时所谓的“门生”或“左右”，很多都是力图摆脱徭役和求得官职的寒人。“润屋”一词，与书法界的“润笔”何其相似！寒人服侍士族，不仅得不到报酬，反而还要献纳钱物给主人，而且数量看来还不小，“钱二千”恐怕是少得可怜的。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大旱，徐耕本为令史，以“千斛助官赈贷”，遂被“酬以县令”,一次捐出近40万斤粮食，得为“平原县令”，耗资可谓富矣，其为令史之吏恐怕也花费颇多。
金钱铺开了道路，吏干就成为统治者与寒人双向选择的基本条件。和士族相比，寒人没有家学，文化修养与素质跟不上，又长期处于社会低层，缺乏整体观念与长远眼光，故其从政水平不是很高，这是他们的不足。但是，他们都长于吏事，有的甚至武略、权谋超群。这样，无论是在正常政务公事中，还是在尔虞我诈的斗争中，寒人都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刘宋时期，君主与皇族出身低级士族，本身长于吏事、武职和权术，乘乱夺取政权以后，出于解决皇族与大士族之间的矛盾，更对和自己气质相近而又极为依附、迎合自己的寒人尤为重用。“举世皆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亦是重吏干的典型。北朝寒人地位更是高于南朝，他们位高权重时竟能决定士族的命运，也是因为他们的吏干与军功。颜之推所谓“文义习吏，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矣”说的正是这类现象。这样，寒人在南北朝时期迅速崛起了，虽然其力量还无法和士族抗行，但与魏晋相比，毕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在寒人的崛起过程中，书法是其吏干的一个重要方面。《颜氏家训》云：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瑟，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颜氏所说为北朝事。我们知道，北朝的“公卿”都是胡人士族，汉人士族地位并不高，特别是次门士族，其境遇不比寒人强多少。从以儿子凭杂艺“伏事公卿”为荣来看，此“士大夫”大概是个低级士族。更为重要的是，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工书法可以伏事公卿。历史上这种以书法之长挤身王公贵族府中的人史籍有可寻者。《颜氏家训》载：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稍伏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
此南朝之典型。《北齐书》载：
张景仁者，济北人也。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与魏姚元标、颖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世宗并引为宾客……自苍颉以来，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
此北朝代表。如果说丁觇还是以文章、书法兼善而侍奉二主的话，张景仁可谓“以学书为业”的职业书者，其纯以善书而被世宗“引为宾客”，后来后主也是因爱其书遂及其人，“呼为博士”，并逐渐显贵。刘宋时期的王道隆、王道迄兄弟更是以书法崛起的寒人典型：
王道隆，吴兴乌程人。兄道迄，涉学，善书，形貌又美……始兴王濬以为世子师，以书补中书令史。道隆亦知书，为主书书吏，渐至主书。世祖使传命，失旨，遣出不听……后废帝即位，自太子翊将军校尉迁右军将军，太守兼舍人如故。
由此可见，书法已经成为六朝许多寒人进身的重要才干之一。
自古诗文与书法不分家。寒人崛起必须依仗经济与才干，文章与书法是吏才的基本表现。故书法或与文章同舟，或独善专工，无形中与寒人的政治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寒人对书法的刻意学习，也促进了书法的繁荣，丰富了书法的形式与风格。故寒人是六朝书法的有力实践者，寒人书法也应该是六朝不可忽视的书法领域。
2．吏人制度与书法实践
士族为官，寒人为吏，这是六朝的常制。关于六朝的吏人制度，按《隋书·百官志》中对梁制的记载，门第人品二品者为官皆流内十八班，以班高者为贵，不登二品者人仕则为流外七班，以上皆为士族。而外设“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即寒人之职。寒人诸职中，主管工商杂务者一般多为监、令、丞、守舍人等，而主管典命文事者主要是令史、典书、集书等。《隋书·百官志》关于北齐文事吏人之制的记载更为清楚：
自诸省、台、府、寺，各因其繁简而置吏，有令史、书，令史、书吏之属又各置曹兵，以共其役。其员因繁简而立，其余主司专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条流甚众，不可得而具也。
“令史”、“书”一类文吏主要负责官曹文书、典籍图书之事，其书法实践活动也就在大量日常工作中进行。
侍书是寒人书法实践的常见形式。这在史籍中不难寻找，《颜氏家训》中的丁觇是梁孝元帝为帝前后侍书，“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北魏“沈法会能隶书，世宗之在东宫，敕法会侍书，已后隶迹见知于闾里者甚众，未有如崔浩之妙”。侍书并非一人，而是一个群体。《南史》载：
刘系宗，丹阳人也。少便书画，为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沈庆之赦系宗，以为东宫侍书。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至勋品……齐高帝废苍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欢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开，是卿尽力之日。”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称旨。高帝即位，除龙骧将军、建康令……永明中，魏使书，常令系宗题答，秘书局皆隶之。再为少府郁林，即位除宁朔将军，宣城太守。
刘系宗历刘宋、萧齐两朝。先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孙子刘景粹侍书，后为孝武帝刘骏的太子侍书，明帝刘彧时升为主书。及萧道成废“苍梧”王刘昱（公元477年）而迎立顺帝刘凖，萧道成已完全控制了朝政，刘系宗实际上是萧氏派到顺帝身边侍书的心腹，这从萧氏即位后封其为“龙骧将军”可以看出，“龙骧”为萧道成坐骑之名。这时的刘系宗手下有“主书十人”和“书吏二十人”，主书是吏职，书吏是吏员，当时侍书情形可见一斑。从上引文看，侍书的内容有书写“处分”、“敕令”和“书疏”三类。从永明年间的情况看，应该还有“题答”一类，是外交文书，但不知是否包含在“书疏”之中。刘系宗因“便书画”而侍书，而免死，而显达，亦为古今特绝。我们很难想象，齐武帝萧赜竟然经常这样评价他：“学子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看来刘系宗的政治才能应该是超群的，其在萧齐代宋的过程中所起作用肯定相当大，故武帝方可能作如此夸誉。而他之所以能充分施展才能，参予王权斗争，正是因为书法为他打开了进入王公贵族内府的大门。在六朝社会中，侍书、主书、书吏、典书一类的吏人应该都是工于书法的寒人，日常工作就是他们的书法实践。随着多年的积累，其书法造诣也会越来越高，有的甚至还能显名于家乡，如沈法会；有的手迹也能受人宝爱，如丁觇。
州、郡、县等各级政府中，这类善书法的寒人大量存在，只不过数量、质量方面肯定一级不如一级。其书法实践情况大致可参考皇家、王室同行。
依附于士族统治者的“门生”或“左右”书法实践的机会也是很多的。这类寒人许多都是豪富之人，他们花钱进入士族门中，一方面能摆脱徭役，并在地方上得到士族的保护，另一方面更要受士族的役使。书法是其受役使的内容之一，据《梁书》记载，沈约曾“命工书人题”刘显“上朝诗”、刘杳“赞二首”于“郊居宅”壁上。此等“工书人”就是可随意役使的寒人书者。还有梁时的徐僧权，其名在很多六朝法帖后屡见，王羲之《十七帖》后即有，此人就是梁武帝时的“左右”：
普通初，魏始连和，使刘善明来聘，敕中书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旧族，气调甚高，负有才气……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权于坐后，言则书之。
朱异虽为寒人出身，然此时已显贵。武帝“引宴”魏使刘善明，派徐僧权到刘身后，将刘所说的话都记下来。这个“左右”属于梁武帝还是别人无法判定。但他与专门的侍书一类绝不相同。从梁内府藏过的书迹有“满骞”、“徐僧权”、“朱异”、“沈炽文”署记来看，他应该是武帝身边之人，是惟善书而无他权谋的寒人，而不是奴婢之类。士族不屑被役使，寒人地位太低，当然就是役使对象了。梁幸臣徐爰的儿子徐希秀善篆隶，父已显贵还被派到“正觉、神灵二寺”去书碑，这与其寒人身份是分不开的。
抄写书籍亦是寒人书者的书法实践活动。古人抄书意与今别，又叫做“抄略”，即抄时有所增减取舍。抄书一般是为了帮助读书，以免忘记，又能提高效率。一般士大夫多采用这种方法，如《梁书·王筠传》载，王筠抄书颇丰，所读《五经》、《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等书各抄多遍，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都是亲自动手。而照本迻录叫做“写”，亦谓“謄”。因为写书有利于精熟，故士大夫有为之者，但大多数皆役人为之，穆子容求天下书，逢即写录；张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都是出于假借他人之手。而官府缮写书籍更加规模宏大，《梁书·王泰传》云：“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为丞，表校完缮写。”这样浩瀚的缮写工程必须从全国征发书吏，方可完成。在所有上述官私抄写中，寒人总是被役使的对象。当然，书籍抄写是不是书法活动尚有争议，一时难以说清。但从现实情况看，上世纪出土的很多抄写之作现已被当作书法学习的对象，例如老子甲本、老子乙本等，那么如果还能见到六朝的书籍的话，我们恐怕也会把其中精妙之作当作学书范本，写经性质与抄写书籍相同，现在不是多被看作书法作品了吗？所以，六朝的书籍缮写或多或少含有书法实践的因素。在中国古代，书法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实用。
当时还有佣书与贾书现象，这也和书法息息相关。书法不工，则无人佣你，无人买你的书，故佣书者首先得工书；贾书者无论是自己抄写还是佣人抄写，书法好也是前提之一。贾书应该是寒人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书，江夏王萧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备，可见书之可卖者很多很全。佣书者情况比较复杂，有一时败落而贫困的士族，如北魏的刘芳、崔挺等年少时都佣过书；更多的应该是家境不太富裕而有文化、工书法的寒人；可能还有依附于商人的专门抄写书籍的工巧。后二者由于史料馈乏，暂时虽无法确证，大量存在应为必然，否则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六朝时期，寒人书者的书法实践量应该远超过士族书者。唐人还能见着一些寒人幸臣的书迹，窦臮《述书赋》及窦蒙注中记有徐氏兄弟：
长玉靡慢，神闲态穠。护小王之伟质，错明帝之高踪。犹执德而风尘不杂，发言而礼仪攸从。（徐爰字长玉，琅邪人。本名瑗，避傅亮讳除玉。宋太中大夫。）
希秀之迹，敬叔之伦（薄绍之）。正则谨从有度，草则拘检靡伸。如俭德君子，清朝士人。（徐希秀，琅邪人，齐骁骑将军。）
从窦氏对二徐书法的评价可知，寒人书法受其工作性质的影响，正体严谨而有法度，草体则拘谨而受禁锢，像“执德君子”一般，处处谨慎合度，放不开手脚。寒人书迹现已不可见，我们只能从前人的书论中略知其书法面貌。有些未署名的书迹本为寒人所书而被误定为士族名家者很可能存在。
3．无家学下的书法学习
文献中的寒人大概有这样几种类型：（1）大姓、强宗。如曹魏太和中的敦煌大姓，十六国时拥戴姚苌的西州豪族尹详等人。（2）土豪、豪右。如晋代豫章郡的莫鸿，刘宋时华阳的范柏年，隋初泉州杀刺史的王国庆。（3）侠少、雄豪。如梁末临川的周敷、周迪之流。（4）富人。如晋代并州的张宣子，金城的麴允。（5）酋长、蛮帅。如北魏末年上洛的巴酋泉企，“商洛首望”阳猛。这五类人中，只有被称为“方隅豪族”的小酋长或豪帅先世有官宦，因为他们都是偏僻地区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其余都先世无“高官”、“俊秀”。先世有官宦者都被九品中正制纳入了门阀士族。先世既无官宦，也就无“家学”可言了。
没有家学，寒人如何学习书法呢？
学校学习是其学书的主要渠道。我们知道，中央政府所设之太学多有寒人子弟，但在门阀观念日严之下，太学于西晋以后几乎废罢；国子学虽时有兴废，却只招收士族子弟；私学亦是富贵士族与王室聘师以教自家子弟而区别士庶者，故寒人子弟都无缘进去学习。所以，地方学校成了寒人可供选择的学习场所。
郡县之学在六朝极不正常，国家虽有于州郡县立学的“学令”，但多因时局之变而徒为虚文，道是地方官员有特重文教者，为官一任，兴教一方，他们于兵荒之余、僻陋之址、南北界地兼修学校，招收学徒。在这样的学校里，多有寒人子弟。《晋书·范汪传》载：
（范）汪为东阳太守，在郡大兴学校。子宁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补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得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言其奢浊，抵罪。孝武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
范氏为六朝文教之贤圣是当之无愧的。从这段史料中我们看到，范宁兴学，招收的有“郡四姓子弟”，即士族，而更多的是远近的寒人，这从王羲之之子王凝之的态度中可以看出。王凝之弹劾范宁，其奏启已无从知晓，但仍可窥出其理由有二：一为“奢”，二为“浊”，“奢”是表面的，“浊”才是本质。范宁“改革旧制，不拘常宪”，就是打破了政府学校只招收士族子弟的规矩，招收了千余名学生，其中岂能没有寒人子弟？这当然有悖于当时门阀制度，模糊了士庶差别，这对于一流高门士族的王凝之是无法接受的，其要范宁“抵罪”是必然的。寒人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五经，首先当然要学文字，学文字的同时，当然也就学习了书法。六朝这样例子比较多，寒人能入郡县之学虽不符“常宪”，但基于其经济上的实力，以及有的甚至在皇帝、诸王身边服务，破例恐怕是常有之事。
乡党之地，学校更少，但亦有沿习不替者。《宋书·周朗传》记载了周朗言教育普及的一段上书：
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受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训以书记、图律、忠孝、仁义之礼，廉让、勤恭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官长皆月至学所，以课其能。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
观此上书，周朗为国兴教，处心积虑，用心极为周至，然恐难以施用。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当时乡党之学的概况。时乡党之学教学内容极为庞杂，不仅有经学、礼仪，而且有武略、书记、图律、廉让、勤恭之类，更有求其权谋者，绝大多数都是吏干、军功之学。可见乡党之学是专门培养吏人的地方，“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田，终身不得为吏”只不过是虚辞而已。书法在这里被列入学习内容之一，“书记”之学是也。周朗此次上书后文还建议专门“遣吏人受业”学“针药之术”，以杜绝当时因信佛而病不求医之风，进而遏制“死夭复半”的人口形势。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为了应付某种急需，政府专门选派寒人去学习某艺应该时有发生，书法当无例外。官府文书繁杂，图书典籍时毁，对书法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故在乡党之学中专门培养、择优录用的书吏，看来在六朝是大量存在的。这就为寒人学习书法提供了条件。
寒人在官府服务也有学习书法的机会。一方面他们有的长期接触文书手迹，有的长期亲睹士大夫们挥笔，耳濡目染，亦是一种学习。有的还能向士大夫们求教一二，《颜氏家训》记载，北齐一名蛮人“内参”田鹏鸾，为阉宦，十四五岁，“所居卑末，使役苦辛”，但有空就读书学习，每次到文林馆都“气喘汗流”，为的是挤出时间向颜之推“问书”，颜之推对他“甚怜爱”，“倍加开奖”，后官至侍中开府，齐亡忠烈而死。这样的“奴”只要好学，遇到颜之推这样的好人奖掖，都能“以学成忠”，何况寒人吏者或伏事士大夫左右，或为士大夫门生，应该更有机会和可能性向士大夫求教与学习书法。
另一方面，寒人有在内府掌管图书典籍者，亦具体管理内府收藏的法书，如刘宋时，幸臣徐希秀受诏与虞龢、巢尚之、孙奉伯一起“料简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其兄徐爰亦被孝武帝“使”“治护”书迹。一个鉴定，一个装裱护理。非常时机，他们很可能乘工作之便将法书偷出内府，或出售卖钱，或自藏学习。《颜氏家训》云：
梁氏祕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
梁氏祕阁散逸一事，颜之推《观我生赋》及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均有详细记载。
按张彦远说，梁朝图书史籍经历了侯景焚烧与元帝降魏时自烧两大灾难，其中包括大量的名画与法书，魏将于谨等于灰烬中得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这只是梁氏书画散逸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流入了私家，颜氏自言得二王真草十卷，即为明证。颜氏于梁所居之职均与祕阁无关，散逸之法书何以到颜之推手中？惟一的解释就是，宫中吏人通过各种渠道偷出宫外，颜氏从他们手中购得。当时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刘宋时永嘉公主“第中”就失盗了高祖所赐“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泰始年间“诏庞、沈搜求”才“遂乃得之”。唐太宗“购天下古本”，“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又得献之、张芝等书”，梁祕阁收藏过的都有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的署记，其中有很多恐怕都是寒人利用工作之便从内府偷出而散落民间的。有见识或对书法有兴趣的寒人当然不会把所偷法书全部卖掉，他们至少会留下一部分，供子弟们学习。所以，梁代内府法书的散逸，对于士族以外的人学习书法乃至书法水平的提高应有很大促进作用。寒人在士族家中服务，是否会将一些文人士大夫所弃草稿甚至所藏之法书带出？现已不得而知，想来很有可能。
六朝寒人虽然没有家学，但由于政府的需要，以及自身进身的需要，他们学习书法的途径还是很多的。当然，他们学习书法主要是以实用书写训练为主，艺术性的追求不是他们的实务，但也不能否认其出类拔萃者所达到的艺术水平。象寒人丁觇的书法，在颜之推看来已经很好了。
4．假冒之风与作伪
寒人假冒之风大兴于宋、齐两朝。
门阀制度在魏晋时期虽然非常严格，士庶差别也非常之大，但是怎样才算士族却没有明确规定。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国家颁布了七八条硬性规定，士族标准得以确定，这是士庶区别严格到僵化程度的表现。但是，这反而使士族称号易于获得，寒人“利用贿赂在户籍上弄巧”，将自己变为士族，从而正常进入统治阶层。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假冒士族、逃避徭役的运动开始了。
寒人“伪状巧籍，岁月滋广”，至使国家征税范围大大缩减，所以，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90年）至齐永明八年（490年），为了遏制假冒之风的猖獗，国家一直不断地检查户籍。当时把查出的冒牌士族退还本地审查，叫做“却籍”，仅“秦始三年（467年）至元徽四年（476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而“所正者犹未四万”，冒牌士族数量可谓骇人，而改正者才四万，问题可谓严重，收效却不显著。其原因之一是，检查户籍工作量大，又极繁琐，士族不愿干，具体操作皆由寒人经手。据《通典》卷三载沈约在梁代上议所言：
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苟有畏避，奸伪互起，岁月滋广，以至于齐。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而符籍以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固依，竟行奸贷，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
我们知道，“令史”是“三品蕴位”或“三品勋位”的寒人之职，寒人掌管寒人改籍，岂有不“大坏”之理？因而打假中又同时产生了新的作弊机会，致使假冒士族恶性循环，遂成一时之难事。
除假冒士族外，当时还有许多诈称僧人者，有“抱子并居”不编户者，有逃避土断到处迁徙者，有服役未满流亡不归者，有因丧和疾病长期不销假者，这些都是在户籍上取得免役权的办法。
统治者苦于“严制不禁”，宋孝武帝竟“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这也很容易引起乱事。被却籍的寒人不愿受罚，很多都“奔窜山湖，聚为盗贼”。建元二年（482年）到永明三年（485年）的连续检籍还导致了寒人唐寓之领导的起义，唐寓之“父祖相传，图墓为业”，营墓户也，其后盾柯隆为钱塘富人，在朝中做了大官，看来就是一名冒牌士族。起义虽于第二年被镇压下去，检籍也仍然继续，但效果已很微细，象山阴一县复除的士族几乎达到户口的半数，其中包括许多获得士人称号的寒人。
宋、齐时期经过长期的假冒与打假的反复斗争，最终以寒人胜利而告终，许多寒门地主、商人公然变成了士族。到梁武帝时期，甚约建议还要检查户籍，但不能委托令史（寒人），要请“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即士族学士）先稽考家谱，然后按谱校对。梁武帝采纳他的建议，“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士族依谱而定。自此，梁陈二代再没有大规模检籍过，假冒之风告一段落，但要绝对杜绝是不可能的。
非常有趣的是，书法作伪之风也于宋、齐时期大兴。
据文献记载，东晋王羲之时代已有作伪牟利现象，而此风大盛，却应自刘宋始。宋明帝泰始六年虞龢《论书表》云：
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孝武亦纂集佳书，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
按虞氏所记，刘宋自建国至中期，王室不甚爱好王羲之书法，故朝廷没有搜求，所以私家所藏大王书迹很多。只有新渝惠侯刘义宗 “爱重”羲之书，“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这便引起了第一次作伪高潮，此事当在宋文帝时期。孝武帝刘骏“纂集佳书”，从虞龢《表》中可知，所集乃前世名迹，不限于二王，这便导致了作伪的第二次高潮，其规模恐怕超过第一次。经过这两次搜求，我想，世间能弄到的恐怕已多入皇王内府，至于那些富贵士族所藏之迹，除特被皇帝相中而不得不进献者，大多数应在各自府中。
萧齐代宋，得之禅让，未动干戈，刘宋内府所藏之书迹当尽数入齐，故文献尚无萧齐大规模搜求书法名迹之载，书法作伪亦尚未见诸史籍，情况难以明了。
梁朝建立为同室操戈，战乱两年，内府书迹乃至图书典籍当多少有所散逸，但文献亦无明确记载，说明情况不严重。再者，梁武帝萧衍雅尚文事，本人修养亦高，于战乱中特意保护书籍及艺文遗迹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齐梁之交，内府所藏书迹可能散逸不多，故没有必要大肆搜求。但梁氏内府伪迹还是有的，陶弘景为梁武帝鉴定书迹，就有十五件王羲之书被定为伪作。刘宋时的内府书迹已被虞龢、徐希秀等人鉴定过了，此时又要鉴定，原因可能有二：（1）前人鉴定后人不一定同意；（2）梁武帝特好大王书，定有人进献右军书迹，其中难保无假。虽如此，但从陶氏所定数量上看，梁代伪迹相对于刘宋时期已少多了。
总之，南朝书法作伪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作伪的主要原因是官府或个人悬金招买；第二，作伪的主要目的是牟利；第三，作伪的风气主要兴盛于刘宋时期，梁世偶见。
六朝时期，书法作伪与寒人假冒之风有许多相同之处：
第一，性质相同。寒人作假冒充士族、逃避徭役与书法作伪冒充名士书迹都是假冒性质，政府检查户籍与内府鉴定真伪都是打假性质。
第二，时间同步。假冒与作伪之风同于宋文帝时期开始风行，于宋孝武帝时期开始猖獗，又同于梁世而告衰落。打假行动时间亦略微先后，检籍起自孝武（455～464年），鉴定始于明帝（466～472年），前后相差不到10年。
第三，动机相同。寒人假冒者获取士族称号，或逃避徭役，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受国家保护的经济利益。书法作伪因重金收购而成风，主要目的也是牟利。二者同为一个“利”字。
由此可见，寒人假冒之风应该是书法作伪之风的社会历史背景。
那么，书法作伪者是不是是寒人呢？因史料无征，暂时不好下结论。但书迹作伪的确有很多理由指向寒人，例如寒人有胆量，他们连士族都敢假冒，伪造名士书迹可谓小菜；寒人有条件，他们好多都在内府或士族身边服务，所见书迹颇多，又可乘工作之便将原迹或摹本偷出来，使家中有藏品可参考；寒人有技术，他们好多在政府地方学校中受过训练，工于书法，甚至有人临摹功夫与技术很高；寒人好利，他们都是地方地主、商人之大族，追求物质利益是其本性，而当时的士族无论尚玄还是尊儒，都是轻利的，工巧受国家专控，全家没有人身自由，罕有贸易条件……而这都只能是根据社会背景的推理，不成为确论。
书法作伪在王羲之时期就有，但并不普遍，这恐怕与当时部分士族好古、好名有关，亦与当时好书者众而学书法帖时有短缺现象有关。东晋末期，见诸文献的有两位作伪者，康昕乃胡人，惠式道人是王羲之甥，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寒人，但这并不能作为确定南朝书法作伪者身份的依据。
从以上论述我们知道，寒人书法是六朝书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士庶天隔的门阀制度下，不仅寒人遭士族歧视，其书法更为士大夫所鄙视，如洪亭民丁觇“殊工草隶”，而世人却“耻令子弟以为楷法”，后“一纸不可得”，可见寒人书法于当世便遭受歧视，书迹罕传，后世就更鲜有人知了。至于徐爰、徐希秀兄弟、刘系宗等人至唐还有书迹传世，亦见诸文献记载，是因其已特显贵，即使如此，品价亦不高，唐以后也都销声匿迹了。故寒人书法于后世影响伸微。
结论
六朝门阀制度于晋宋间凝固，寒人进身已经很难，但其经济上迅速崛起后，其在政治上必然有新的要求。故寒人通过吏干与军功进入统治阶层，书法便是寒人得以崛起的重要吏才之一。六朝制度，士族为官，寒人为吏，故寒人的书法实践地点主要有四：官府各省、台、府、寺；州郡县各衙门；王公贵族士大夫身边；皇宫内府。书法实践内容主要有四：起草、记录、书写官曹文书；抄写官私图书典籍；为士大夫录写著述；代写官私信函。寒人没有家学，其书法主要在郡、县、乡党学校中学习，官府在这些学校专门开设培养吏干的课程，其中书法为重要内容，官府还定期派员从这些学校中选择书法人才。南朝宋、齐间因官私高价购收名家名迹，书法作伪大行，而此间正是寒人为冲破士庶禁锢、大肆纂改户籍、假冒士族的鼎盛时期，寒人为了获得士族称号而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连户籍都敢作假，为牟取暴利伪造书迹实不为过，故南朝书画作伪大多数应该为寒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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