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龙的形象就已出现在中国人使用的器物上。

在考古发掘中，仰韶文化彩陶器上已有龙纹装饰，其中一件出土于甘肃甘谷县，属庙底沟类型类型；另一件出土于甘肃武山县，属石岭下类型；它们曾被称为“人面鲵鱼纹”，实则应为龙纹。甘谷、武山都地处黄河支流的渭河上游，传说是炎帝和黄帝的势力范围。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和辽宁接壤的红山文化的遗存中，发掘到多种玉制龙形器，其中有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龙形玦”、翁牛特族三星他拉“龙龙”、辽宁牛河梁“猪龙形玉饰”和喀左县东山嘴“双龙首玉璜”。在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中，还发现有泥塑“猪龙”的残块。此外在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尊形陶器上，刻画出猪、鹿、鸟三种动物图像，考古工作者认为，其中猪和鸟的形象创造与传说中的龙和凤有关。

以上有关龙的各种形象，都出现在距今约五至六千年以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图象均为两种或三种动物形象的结合体，有一个很大的头和一条卷曲成环形或半环形的身子。描绘的虽然不是真实存在的动物，但皆以现实世界的动物形象作依据。不同的是，红山文化和小山遗存中的龙，是猪的头、蛇的身和马的鬃相加；仰韶文化的龙则是人或兽的头、蛇或鱼的身相结合。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几乎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系，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又各有渊源。由于地域、氏族、时间先后的不同，更重要的，由于文化渊源的差异，最初出现的龙的形象，各有特色。但是，能在相距这么遥远的年代，和在不同的文化区系中，却几乎同时出现结构相近似的龙的形象，这就有足够的理由去说明，“龙”的观念，到这时繠是某一个氏族部落所特有，而是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成为许多氏族部落所共有的了。五、六千年以前，中国的原始社会正处于由母系制转向父系制的阶段，那么龙的来源，还应在更遥远的母系制社会。

然而，原始时代的先民是怎样构想出龙这一种非现实中的动物来的呢？当时没有文字，我们很难获得确切的真知，只能作一些推测和猜想。目前学术界根据远古的传说和神话，有“图腾崇拜”说。其说认为每一个原始氏族部落，都曾有过动某种自然物或现象的信仰，认定它是本氏族的发源，相信它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给本氏族消灾降福，因而制成图像，进行顶礼膜拜。学者们根据《左》昭公十七年所记的一段话：“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郯子）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说的云、火、水、龙、鸟等，就是不同氏族的图腾崇拜物。学者们还推测，龙图腾是由蛇图腾合并其他氏族的图腾发展而来的。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是我们探索龙的起源一条重要途径。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和伏羲是人们最敬仰的英雄。女娲是一位女性，曾经“抟黄土作人”和“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既是人类的创造者，又是人类的保护者，这一神话传说的来源，当然是来自母系制社会。伏羲的伟大功绩主要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和“作结绳而为纲罟，以佃以渔”，帮助人类发展生产并增长智慧和才干。作为男性首领，他的传说只有在父系制社会才能产生。女娲和伏羲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段，反映着一定的历史真实。在传说古史中，女娲和伏羲是炎帝和黄帝之前最伟大的英雄，然而他们的形象是怎样的呢？传说中的女娲是“人头蛇身”，伏羲是“蛇身人首”。这说明了蛇在原始先民的观念中，久已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考古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其身体也是作蛇的形状。可以说，龙是从被神化了的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人类对动物的驯化，早在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时期就已经开始。在妻掘中所发现的猪、狗、水牛的骸骨，经鉴定是人工饲养的。红山文化的龙，都作猪首蛇身，其中三星他拉的“玉龙”，其颈项上的长鬃，就有马的形象。神化了的蛇和被驯化了的动物相结合，便成了龙。它的产生当与原始时代畜牧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在远古有关龙的神话传说中，龙总是处于被使用的工具地位。黄帝乘龙升天，颛顼驾龙而至四海，黄帝用龙来战胜蚩尤，大禹用龙疏导洪水等。

另外，在牛河梁“女神庙”的妻掘中，龙的形象是作为女神的从属物出现的。庙中女神们是主要的崇祀对象，龙则处于从祀的地位。在神话故事里，人不断与自然界斗争，而龙永远是人和神的好帮手，所以受到人们的热爱，也受到崇祀。

原始时代具有龙形的作品，还有山西襄汾陶峙墓地出土的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浙江杭州余杭县墓地出土的良渚文化四龙玉环，距今约在四至五千年间。

原始时代的龙纹造型，结构简单，和后世的龙纹相比，它的各部分器官发展还未臻完善，但却充满生命力。在艺术创造上，给人以单纯、质朴和粗犷的美感。三星他拉的“玉龙”，是早期龙纹艺术的代表，其造型兼具写实与抽象手法。琢玉技巧，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夏王朝时期（公元前2100—1600年），龙的形象有了新的发展变化。河南登封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的彩陶残片中，发现有龙纹图饰。其一虽仅只见龙的身躯，但明显的可以看到背腹有齿状的鳍。另一则为“一首双身”的龙。在敖汉族大甸子墓葬中出土的夏家店文化陶器残片，也有“一首双身”的龙纹形象，身上并有鳞片样装饰。双身龙与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很相似。夏王朝虽未被历史学家所完全确认，但从考古的文化断代来看，均认为二里头文化和夏家店文化都早于商。这时期的龙纹形象也确实把原始时代和殷商时代龙的造型联系起来了。

商代（公元前1600—1100年）的龙纹主要见于玉器和青铜器中，有庄严神秘的艺术效果，其制作较之前代更为精细。

殷商的龙纹，也有的头部似猪，体状似虫，无角无鳞，如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墓葬中出土被称作“卷兽形”玉和“玉猪”的，其实都是龙，只是它们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时代龙的形制；其渊源应当来自红山文化，是这一文化区域龙纹特征的延续。

另一咱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巨首，张口露齿，身体盘曲，并有方格形纹饰，前有双足，四趾，这和庙底沟类型彩陶瓶上的龙纹图像很相似，应是仰韶文化龙形的继承。但是它头上多出了柱形双角，并且背脊上有齿状鳍，则是吸收了二里头文化龙纹特征并加以发展的。

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在“龙”字的创造上，是对原始时代传流下来的各种龙的图像加以象形。甲骨文中的“龙”字，有多种写法，据专家们的统计，有七十余种之多，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简式和繁式。判别在于有无角、鳞、足等，反映出商代龙纹图像的多样性。后人为了以示区别，有的叫“夔”，有的叫“螭”，有的则叫“虯”，形成了龙的家族。

据专家们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发现有向龙卜问天气晴雨的内容。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作“珑”的玉，在玉上亦刻有龙纹，是旱天让用来求雨之用的。这种袦了龙能够行云播雨的手法，说明农业生产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愈来愈重要。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所以能够行云播雨的龙历来就受到尊崇。

《周易》在“乾”卦上说到：“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等，是最早描写龙的行动变化的文字记载。《周易》是用来卜筮凶吉祸福的，卜筮的结果，用以指导“君子”、“大人”等统治阶层的作为。所谓“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就使统治阶层与龙产生了直接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221年），有关龙的传闻记载多了起来。《左传》记载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这可能是当时人们看到龙卷风（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吴越习称龙卷风为“龙掛”，至今沿用）。龙卷风的成因及其巨大的力量，当时人们还未理解，从而更加相信传说中的龙确实存在。

孔子见到老子后说：“吾今见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吞乎阴阳。”他认为龙不过是一团飘忽不定的云、水之气。管子也说：“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大则极于天下，上则凌乎气，欲沉则入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变幻莫测的龙联系上风、雨、雷、电一类极具威力的自然界现象，龙的神性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大了。

龙也用来比喻君子和贤人，《礼记·仪礼》注释说：“蛇、龙，君子类也。”

在屈原的诗歌中，龙又是可以任意驱使的：“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在屈原的想象中，龙是一种交通工具。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驭龙图》帛画，就是描绘墓主人驾龙升天的情景。

和活跃的学术思想一样，春秋时代，龙的造型表现得非常生动活泼。玉器中的龙纹，身体常作扭动的姿态，流畅自如，充满活力。其纹饰在单纯的方格纹和鳞片纹外，增加了榖纹和云纹，突破了前代的古朴和神秘感，趋向精致华美和明快的造型。由于琢磨技术的提高，使玉雕龙纹饰更晶莹可爱。漆器中的龙纹经常和云气纹交织在一起，如游丝流水，绚丽夺目。帛画中的龙纹，在形体的完善和艺术表现上，是这时代的代表作。在《人物驭龙图》中，龙的身体被绘成舟形，艺术家大胆地把龙和舟在意和象上加以合情合理的统一。龙的各部器官描绘得更细致，鼻前有鬃，腹有鳍，四足，趾如爪。于是鱼和禽类的特征被丰富到龙的形象中来了。

龙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地位有了提升，这与刘邦夺取帝位有关。在秦末战乱的年代里，由于刘邦出身寒微，比不上六国诸侯王后裔的身份高贵，为了抬高自己，不编造了一个有关他身世的神话。《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降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从此，龙和皇帝有了直接关联。天子龙生，这一说法是统治阶层巩固政权的武器。汉代的统治者，还倡导讖纬迷信，龙又被用来象征祥瑞之物，它的出现是表示帝王统治有德。（汉代史书记载龙的出现次数很多，并特意为此改变年号，也为后世开了先例）龙一旦为后权所利用，它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但是汉代也有人反对神龙之说的，思想家王充认为龙是兽类，强调说：“龙，马、牛类”，并揭露刘邦为龙所生的荒诞，他在《论衡》中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授。……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但在强大的后权思想压制下，王充的论说是很难通行的。

在汉帝国大一统的思想影响之下，龙的传闻和说法由众说纷纭而归于划一。许慎《说文》中解释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他比较偏向于先秦诸子的说法，避实就虚，进行了抽象的概括，后世多以此为准。

汉代的龙纹装饰常见于墓室壁画、画像砖、瓦当、错金银器、铜器、漆器、玉器、丝织和印章等。在不同艺术品种中，龙的形象略有不同。墓室、瓦当、铜镜中的龙，经常是作为“四灵”之一出现的。龙的造型在汉代也臻于定型，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的龙可作代表。这一件帛画所描绘的一个龙的世界，整个画面龙蛇飞舞，五色缤纷，令人目不暇给。构图安排层次分明，最下是双鱼相交，其上一蛇横卧，色串两龙尾之间。蛇之上两龙盘绕穿插，交叉于玉璧之中。再上是两条相向有翼的飞龙。最高居中则为一人首蛇身的神。画中龙的造像是：巨首，张着大口，牙齿锋利外露，知细长如蛇信，眼睁如环，双角细长，两耳生毛，似羚、牛之类。唇有胡，颔有须。颈细，腹粗有鳍，尾长，全身披鳞甲。四肢粗壮，掌似虎，三爪，肘生毛。整体形象极其威猛，且又飞动灵活。

介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盛行。佛教中有神物名“那伽”，长身无足，是蛇属之长，为八部众之一，有神力，得滴水即能致洪流，这和中国传说中龙的形状和威力极相似，此物译名“龙”。西晋竺法护所译《佛说海龙王经》上说，佛在灵鹫山说法，有海龙王率其眷属前来听讲，并请佛降临海底龙宫，受其供养。自此，中国传统的龙又添加了新的异彩，不但四海有了龙王的统治，而且凡有水之处，无论江河湖沼池潭，都有龙王，并能变幻人形，享受人间烟火，从而演绎出许多民间故事和神话传奇。

魏晋南北朝（220—589年）以前，龙的造像是出自无名匠师之手，他们高超的技艺与创造才能，令人赞叹。随着绘画事业的发展，遂有了画龙的专家。画史载东吴画家曹不兴：“画龙尤妙”，美术评论家谢赫在皇家秘阁里看到他画的一个龙头，感叹地说：“若见真龙。”另一位吴王赵夫人：“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他们是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画龙、织龙专家。最为神奇的是梁朝的大画家张僧繇，他在金陵安乐寺壁上画了四条龙。但却不点眼睛，说是点了睛便会飞去。人们一定要他点，他就点了两条，霎时云生雾涌，电闪雷鸣，已点睛的龙就破壁腾空飞上天去。故事以浪漫的手法，赞扬了艺术家技术的高超，“画龙点睛”的成语便这样流传下来了。曹不兴、张僧繇的画龙作品，今天不可得见，但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却有迹可寻，今故宫博物院惹品中传说出自他手笔的《洛神赋图》卷，其中绘有不少龙的形象，或可一睹其风采。这一时期龙的造型，瘦骨清象，跌宕风流，鬒发向后披散，显得飞动而潇洒。

殷人以珑向龙求雨、用龟甲向龙卜问天时，发展至唐代（618—907年），则采用了画龙求雨的形式。据《明皇杂录》记载，唐开元年间，长安关中一带大旱，唐玄宗命大臣们到各地山林泽薮间去祷告，都不灵验，于是在宫内龙池边造一座殿宇，诏画龙专家冯绍政于殿内四壁各画一条龙。还未画到一半，风云随笔而生，龙的鳞甲皆湿，有一条还未上色的白龙从壁上下来，跃入池中，一会儿阴云四布，暴雨滂沱，长安一带，遍降甘霖。故事当然是虚构，但从内容来分析，画龙求雨的风俗应该是起始于唐代，盛行在宋代。

隋、唐时代反映在壁画、金银铜玉及陶瓷等器皿上的龙纹装饰比比皆是，其形象和表现手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朝着愈来愈精细的方向发展。龙的角分出了权叉，很像鹿角。发向上翘起，有威武之状。身上的鳞甲排列整齐细密，这些特征，显示出它身份地位的尊荣。五代（907—960年）和宋（960—1279年）的画龙专家更多，并形成了专门的画科“鱼龙科”。画家们争奇斗胜，各展才艺，并总结出一套画龙经验。《图画见闻志》上说：“画龙者，折鬣肘毛，笔画壮快，直自肉中生出为佳也。”按书上原注，所谓“三停”，是指从龙的头部至膊，自膊至腰，自腰至尾三个段落，有如书法中的一波三折，突出龙体游动的优美姿态。所谓“九似”，是集成了历来龙的形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有说“头似马”、“眼似暇”的。）画家们创作时便有所依据，龙的形体状貌，到些便完全齐备。后世画龙，都以此为准绳。

宋代的画龙专家，最著名的有僧传古、董羽和陈容等。绘画中的龙雄健凶猛，气吞河汉，也透出了几分可怕。但宋代工艺美术作品上的龙纹，则多以图案化的手法表现，使人有一种亲切感。

由于龙纹图案在民间被广泛采用，使元代统治者极为不满。因为龙已成天子的象征，老百姓用了龙纹装饰，岂不是冒犯了皇权的威严，所以元代的统治者，曾经三令五申，禁止民间随便使用龙纹图样，特别是在衣着上不得使用。以元代那样严酷的封建统治，命令发出以后，老百姓却依然如故，犯禁者很多，再禁再犯，屡禁不止。连凶残的元代皇帝也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在本来无所定制的龙爪上做文章，重新规定，宫中龙纹画成五个爪，大臣以下采用龙纹图案，只可以有三或四个爪。明、清两代承袭元制，并在名称上加以变通，五个爪的叫做“龙”，四个爪的只能称为“蟒”。

随着整个封建王朝的没落，明、清时代的龙，就其精神气质方面看，已远不及宋以欧非共同体龙那样威猛雄健，充满活力，变成徒有其表的雍容华贵之状。

龙是数千年来中华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创造，从龙纹艺术的发展变化，可大概看到中国各时代的艺术面貌。可以说，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

原载《龙的艺术》，香港商务印书馆，1988年